乍看這幅廖繼春老師作品，尺寸91 x 72.8公分，雖非巨幅，卻以濃烈的色彩張力與層疊的筆觸營造出龐大的精神能量，在為數不多的抽象畫中，情感豐富，能量巨大，尤其此作屬於難能可貴的“表現性”而非其他較多的“抒情性”，異軍突起，意義非凡。

其標題「祭日」本身已帶有儀式性意味，望文生義，我們可把畫作推向超越單純造形的宗教性與宇宙觀層次。因為這不只是一幅抒情的風景或靜物畫，而是將「祭祀太陽」原初的、普世性的文化母題，轉化為抽象色彩與線條的交響。

讓我們直面作品：最先映入眼簾的，是紅、黃、藍三原色的激烈碰撞。藍色在畫面中佔據大面積空間，宛如深邃的夜幕或宇宙的底色，構成沉靜而厚重的基調；黃色與紅色則在其中猶如火焰般跳動，形成強烈的光焰效果。黃色的亮度，象徵日光的直射；紅色的鮮烈，則像是燃燒的烈火或是獻祭的鮮血。這些顏色彼此推擠、重疊，並非均勻分配，而是以碎裂的形塊呈現，彷彿某種儀式場景在不斷爆裂與更新，有點觸目驚心，些微令人震撼。

若從線條結構，塊面造型來分析，彷彿能看見畫面底部有人形、中央部有祭壇場域、較上方有屋宇或樹叢甚至是陽光射線的交錯組合……類似“望圖臆測”的“基本聯想”，雖然不是欣賞抽象畫的正道，卻也是無可厚非的“入門便道”，易於引人遐想翩翩，擴大內涵無限。

那麼就此聯想，接續發揮衍生更多意象：整體構圖偏向垂直分割，許多直線條將畫面切割成不同區域，像是儀式場中垂直升起的旗幡、祭器或樹木枝幹。這些筆觸與線條使得畫面不斷向上推升，呈現一種超越動勢，觀者彷彿被捲入其中，與畫面中那群隱約的形象一同向太陽的力量伸展。

進一步從歷史背景研析，可知1960年代的台灣，處於社會轉型與政治壓抑的時代，藝術家在有限的創作自由下，往往會藉由抽象化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張力。《祭日》或許正是一種隱喻：人類在黑暗之中仍需仰望光明，在壓抑之下仍須向生命與自由致敬。廖繼春筆下的太陽象徵不只是自然力量，也象徵心靈的啟蒙與藝術的火焰。

此外以心理學視之：作品的紅色，也可能蘊含某種時代性的隱喻：它既可以是血與犧牲，也可能是對革新、抗爭或新生的暗示。藝術家並未給出確切的符號，而是以抽象形態讓觀者自由投射。

接著再從形式上來看，《祭日》顯示了廖繼春對「抽象表現主義」與「野獸派」色彩的綜合。他並未完全走向純粹的西方抽象，而是將形式轉化為具有東方精神與在地文化意味的符號系統。筆觸強烈、色塊拼貼，卻始終保持某種「象徵可讀性」，讓人仍能辨識出祭典、群體、太陽的意象。此一「介於具象與抽象之間」的手法，是廖繼春晚年繪畫的特色，不追求形式的極端，而是以抽象為手段，開啟精神性與文化性的更大空間。這既保留了觀者的想像餘地，也將台灣藝術從寫實與印象派的窠臼中推向新的高度。

總之，《祭日》不僅是廖繼春個人藝術史上的里程碑，也是台灣現代美術探索精神性的一個重要象徵。它提醒我們：在黑暗中仍要祭拜太陽，在混亂中仍要呼喚秩序，在孤獨中仍要尋求群體的共鳴。

無庸置疑，《祭日》（1965）正是他晚年轉型的重要代表之一。